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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所谓经典诠释，本质上应该是对经典意义与概念及其价值形成的探讨。

所谓经典诠释，本质上应该是对经典意义与概念及其价值形成的探讨。

为此，意志行为必须遵守社会规范，即礼一方因魏帝之好法术，注重典制，精刑律。

此不独在政治上有此综合，而其所据乃有形而上之学说也。钟会少尝受《易》与《老子》，反复诵习，曾论《易》无互体，与王弼之意相同，史亦称其与辅嗣并知名，则会固擅长玄学。曹魏父子严刑峻法，司马父子奖挹忠孝，其迹虽殊，用意则一。且核名实者，常长于法制。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也。

其所举之例为汉高祖，所谓能成大业者也。魏晋间爰俞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

（胡宏：《知言·汉文》）但是，春秋战国显然不是属于儒者的时代，加上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因缘际会，子夏居河西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开创西河学派，孔门天人之学赖是以传。（参见高培华：‘君子儒与‘小人儒新诠，《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2卷第4期）《风俗通》说卜姓是氏于事者，巫卜陶匠是也。《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至于《春秋》，《公羊疏》引《孝经说》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六艺诸儒学者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

《隋书·经籍志》：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要篇》中孔子说吾与巫史同途而殊归者也，同途是对这一关系的承认，殊归则是对儒与其分道扬镳的超越之强调。但是，由于没有进一步对相应之君子和小人内涵加以说明，因而还不足以颠覆旧说证成新说，揭示出子夏在夫子教诲下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后其所做工作的成就与意义。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又当如何解释？答案就在文中，八家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而子夏没有取舍的问题，全盘接受，述而不作。

可见《易》的群经之首地位孔子时已有论定。年少好学而又极富天赋的子夏的出现无疑让已过耳顺之年的老人家眼睛一亮，可子夏却又是带艺投师。检索董氏学，《春秋繁露·玉英》说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这里的元就是《易传》大哉乾元之元，元者善之长之元。《韩非子·显学》称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而子夏不与，但东汉时即有此一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

另一段则干脆没有反应，只是在子夏言终而出，子贡追问商之论如何时，才反问汝谓何也，让子贡谈看法。君子与小人则被理解为蕴含褒贬的道德概念，分别述指明道与矜名、为己与为人、好义与好利等行为或价值取向诸相应内容。

就君子儒理解言，今文经学内部也十分有趣：何休含糊其词曰君子儒将以明道，小人儒则矜其名，刘逢禄进而以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说之，到戴望这里，则邵公句被删而只保留刘氏语，似乎是想回到孟子的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以天人之学心性之学说大说小。子贡认为子夏之学微则微矣，然则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淡淡回道：然，各其所能。

在这种解读里，儒被理解为学者、儒生。如果这可以说是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宏观背景，那么颜回死后斯文谁付的焦虑，子夏天资聪颖而又以小道为可观就是该言说的微观语境了。但是，这一正脉其实也并没完全沉沦淹没。牟宗三以五峰为正宗、以朱子为歧出则可说是其当代回应，作为其判教标准的所谓纵贯系统横摄系统的后面，实际乃是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的区分与拿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其君子儒之写照也欤。这应该才是夫子语子夏的真谛。

《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显然，孔子作为老师对子夏的家学虽予包容，但作为儒门宗师对子贡批评本身却是赞同的，心情可谓复杂。

（王红霞貌合神离——谈子夏与荀子的思想，《第二届河北儒学论坛论文集》）兹事体大，但却确实不失为理解子夏工作及意义的极好思路。不妨尝试拟构这一言说的语境，看看是在一种怎样的情景中孔子又是因为什么而对子夏有此一说。

（皮锡瑞：《经学历史》）孔门四科十哲，文学就是文献，就是斯文，子夏名副其实当之无愧。讲学论道中的互相发明机缘投契以及后生可畏的喜悦溢于言表，与魏晋玄学家何晏赞王弼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的佳话可谓交相辉映。

（参见《论语集释》）这是一种十分有说服力的辩驳。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的才子性格，子夏在事功上无足称道。子夏名卜商，应该是晋国卜偃之后。程树德认为诸说过贬子夏，方法则是将这里的儒由学者（个体之人）转换为职业（教民者之称）。

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

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洪迈：《容斋随笔·续笔》）。而子夏孺子可教，西河学派口传心授至董仲舒而终于大放光辉。

顺阴阳明教化的技术特点与职能定位则显示这一司徒之官在更久远的根源上与巫史祝卜混搭交集。境界提升后，他与夫子间对话的主题和风格也随之一变。

百工居其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两相叠加，其意蕴也就变得十分清晰——有一点不满，但更多的是期待，并且，之所以不满正是因为深怀期待。但是，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说，以道得民以成德为务的君子儒（梁启超认为君子有少主人之义，从《易传·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看颇有根据），与以求雨或治丧相礼为业（这必然意味着儒与巫史祝卜在业态上的交叉并行）的小人儒并行不悖必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事实。众所周知，孔门教学以君子不器为宗旨，农圃医卜均被视为小人之事难入夫子法眼。

长期以来君子概念被严重道德化了，这与程朱理学的诠释、叙事有关。有次被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的回答伤感而落寞，颜回死后未闻好学者也。

王充的《论衡·超奇》认为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董仲舒。司马迁深谙今文经学要旨，他说《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这显然也是其将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勾连的思想渊源与根据。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家语·执辔》有两段子夏的问学记载，应该是入门之初。